大家好，这里是没药花园。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案子发生在加拿大万锦市（Markham）的一个亚裔家庭中。
2010年11月8日夜里，三名持枪歹徒闯入了潘汉辉（Huei Hann Pan）与梁碧霞（Bich Ha Pan）夫妇的家中。
他们把潘汉辉夫妇的大女儿珍妮弗·潘（Jennifer Pan）绑在了二楼，还在地下室朝潘汉辉夫妇二人连开5枪。梁碧霞当场死亡，潘汉辉身负重伤。
案件发生后，这家人所在的社区陷入了巨大的恐慌，社区居民普遍以为这是一起由随机抢劫案引发的命案。
但两周后，案情突然反转，警方逮捕了珍妮弗·潘。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一、潘家惨案
万锦市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附近，当地治安良好，是一个典型的中产社区，居住着大量的亚裔家庭。
2010年11月8日晚上10：30左右，万锦市的911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。
一名年轻女子在电话里声嘶力竭地告诉接线员，她需要帮助，有劫匪闯入了她家。他们抢了钱，把她绑在了二楼楼梯扶手上，似乎还把她的父母带去了地下室，她听见砰砰几声。
就在该女子与接线员通话时，电话里传来了一名男性的惨叫与呼救声。
惨叫一开始清晰可闻，后来越来越模糊，与接线员通话的女子则不停地大叫“爸爸，爸爸，我在打911，我在打911，我没事”。
报警女子告诉接线员自己的父亲走到了门外，正在屋外哀嚎。
打电话报警的年轻女子名叫珍妮弗·潘，屋外的则是她的父亲潘汉辉。
（珍妮弗·潘 图片源自网站Bugged Space）
3分钟后，警察赶到了现场。
这是一栋两层的独栋房屋。房子的一楼是厨房、餐厅、客厅，二楼则是书房与卧室。
除此之外，房子还带一个地下室与可容纳两台车的车库。
（案发地潘宅 图片源自NY每日新闻）
警方在门口发现了潘汉辉，他脸部中了一枪，肩膀也中了一枪，一位吓傻了的邻居正陪在他身边。
随后赶到的救护车将潘汉辉紧急送往医院，之后潘汉辉被人工昏迷，并被转院至多伦多日溪医院。
进入房屋后，警方在二楼楼梯拐角处看到了被绑在扶手栏杆上的珍妮弗·潘。
她跪坐在地板上，脚裸偏向身体的一侧，上臂被绑在扶手栏杆上，双手则被反绑在身后。
（绑住珍妮弗的鞋带 图片源自网站Talk Murder to Me）
绑住珍妮弗的是两根鞋带。后经证实，这两根鞋带是绑匪从她母亲梁碧霞的针线盒中找到的。
因为珍妮弗被绑住的是上臂，她的手腕离栏杆有一定的活动距离。
警察剪断了绑住珍妮弗的鞋带，并将她交给了屋外的急救员，同时记下了珍妮弗的手腕没有红肿和勒伤。后经医院证实，珍妮弗未受到任何物理伤害。
当警方发现珍妮弗时，她告诉警察，母亲应该在地下室，可能中枪了。
在地下室的休息室中，警方发现了梁碧霞。
她头上包着蓝色的毯子，穿着睡衣，面朝下倒在沙发前，头部、颈部和肩部各中了一枪，已经去世了。
(梁碧霞中枪身亡的地下室 图片源自太阳报)
经过现场勘查，警方发现珍妮弗家的大门并没有被暴力入侵的痕迹。
地下室休息室有血迹一路延伸至一楼门外，警方判断这是中枪的潘汉辉走向屋外呼救时留下的痕迹。
除此之外，一楼干净整洁，没有任何被翻动过的痕迹，看起来完全不像是遭遇了入室抢劫。
潘家二楼，潘汉辉与梁碧霞的卧室被翻了个底朝天。他们的床垫被掀翻在地上，床头柜的抽屉被砸开，里面的物品散落了一地，抽屉也被撇在一边。
但值得一提的是，衣柜处的保险箱完好无损，并没有被打开。
除了潘汉辉夫妇的主卧外，二楼其他房间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
案发前，潘汉辉夫妇拥有两辆高级轿车，奔驰与雷克萨斯，但两辆车都未被开走，虽然案发时车钥匙就在一楼。
除此之外，潘家其他贵重财物，例如电脑、笔记本电脑、电视也没有被带走。
警方未在潘家发现可疑指纹或嫌犯DNA。
二、一个普通的亚裔家庭
案发前，潘汉辉与太太梁碧霞以及女儿珍妮弗·潘生活在万锦市家中，他们的儿子费利克斯·潘则在附近城市读大学。
潘汉辉与梁碧霞都是越南华人，在越战结束后，他们在青年时期分别以难民的身份随家人移民加拿大。
当潘汉辉与梁碧霞在多伦多市士嘉堡区重逢后，两人恋爱了，之后组成了自己的家庭。
(潘汉辉与梁碧霞的合影 图片源自网站多伦多星)
像许多亚裔移民一样，潘汉辉与梁碧霞工作勤劳、生活节俭。他们为了摆脱贫困而努力工作，人生理想就是过上安全、舒适、体面的中产生活。
在越南时，潘汉辉曾在大学学习过模具制造和柴油机械，在来到加拿大几年后，潘汉辉在麦格纳汽配厂找到了工作，而梁碧霞也成了同一家公司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。
之后潘汉辉夫妇又攒钱在士嘉堡区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。
虽然街区破败，周围治安也不好，但两人好歹算是在异国他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
1986年，潘汉辉和梁碧霞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，他们给她取名珍妮弗。三年后，潘汉辉夫妇迎来了第二个孩子，费利克斯（Felix），而珍妮弗也有了可爱的弟弟。
(案发后珍妮弗与费利克斯参加母亲的葬礼 图片源自网站Toronto)
和大部分亚裔移民家庭相似，潘汉辉和梁碧霞对珍妮弗和费利克斯的期望很高，管教严格。
他们要求子女勤奋、上进、有礼貌，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，在自己的基础上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，考上好大学，读一个有前途的专业，并在毕业后有一份高薪、体面的职业。
在家里，潘汉辉是位严格的爸爸，他会在子女成绩不理想时严厉地训斥他们，但也会每天5点起床工作，为一家人的生活而忙碌。
和潘汉辉相比，梁碧霞更温柔、更体贴，与子女的关系也更好。她会在潘汉辉与子女闹僵后从中调节，但她对他们的成绩同样要求严格。
案发前数年，在遭遇了一起入室抢劫后，潘汉辉夫妇从治安混乱的士嘉堡区搬到了万锦市。
在外人看来，潘汉辉一家的生活幸福成功。他们住在宽敞、舒适的大房子里，有两台高级轿车。
女儿珍妮弗从小听话懂事，不仅门门功课拿A，钢琴弹得好，花样滑冰也很厉害。
而儿子费利克斯则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考入了工程学院。
案发前，潘汉辉与梁碧霞终于还清了所有房贷，他们的子女也已成年。因为两人十分节约，他们还攒下了不少积蓄。
可以说，辛苦操劳一生，潘汉辉夫妇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生活了。但2010年11月8日，厄运降临了。
三、内鬼还是幸运儿？
2010年11月9日凌晨，案发四个多小时后，珍妮弗接受了警方问询。
(珍妮弗接受警方问讯 图片源自网站oxygen)
潘汉辉当时依然昏迷不醒，而根据珍妮弗的口供，整个案发过程并不复杂，但这起“简单的”案子却令警方格外费解。
以下是经过提炼后的珍妮弗的供述：
11月8日，三名黑人持枪闯入潘宅，目的是抢钱。
案发时，珍妮弗在二楼，在交出了自己的现金后，两名劫匪搜刮了她父母的房间，接着推搡着她下到了一楼。
此时，潘汉辉与梁碧霞就在一楼，一名持枪歹徒控制了他们。
接着，因为潘汉辉说他二楼的钱包里有60加元，珍妮弗和一名劫匪又上了二楼
而后，劫匪把珍妮弗绑在了二楼扶手栏杆上，却在地下室枪杀了她的父母。
然后他们留下了珍妮弗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和珍妮弗这个活口离开了。
如果珍妮弗说的是实话，那这群歹徒的行为也太奇怪了。
首先，这群劫匪会为了60加元上楼，却在离开时留下了珍妮弗家方便转移的财物。
其次，如果他们是为了劫财，为什么要杀害顺从的潘汉辉夫妇？
如果他们杀害潘汉辉夫妇是为了消灭目击证人，那为什么又要留下珍妮弗？
从歹徒特意把珍妮弗绑在二楼，只杀害了潘汉辉与梁碧霞来看，这起案件更像是仇杀。
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是如何做到悄无声息进入潘宅的？
从现场情况出发，警方怀疑潘汉辉夫妇可能是卷入了黑帮纠纷，但珍妮弗说她不认为父母涉及毒品交易或赌博。
当警方问到珍妮弗的家庭情况时，她说和普通家庭没什么区别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为了帮助珍妮弗回想起更多细节，警方叫珍妮弗复述了一遍案发现场。
珍妮弗的第二次描述与第一次有不少出入。
除此之外，珍妮弗在问询中的某些表现也显得非常可疑。
比如，她曾两次用“先生（gentlemen）”称呼杀害了她母亲的劫匪。
珍妮弗居然用了一种开玩笑般的语气模仿父亲中枪后的呻吟！
话刚出口，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，她立刻停下了对父亲呻吟声的模仿，在短暂的沉默后，低头做出了悲伤的样子。
与此同时，一位警察注意到，虽然珍妮弗提到母亲时似乎很难过，低着头啜泣，但她擦眼睛的纸是干的。
除了珍妮弗的表现外，警方还留意到了一点：当潘汉辉从地下室出来后，他并没有试着上楼去看看珍妮弗怎么样了，而是跑往屋外呼救。
家里闯入了行凶的劫匪，还把女儿绑在楼上。当父亲行动自由后，第一反应却是往屋外跑，而不是查看女儿的情况。对一些警察来说，这是个反常的现象。
这次深夜问询持续了两个多小时，直到天快亮时，珍妮弗才离开了警察局。
她不知道，就在第一次问询后，警方内部已经有不少人怀疑她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起案件。
四、重要转折
11月9日，警方接到了匿名举报，珍妮弗曾帮她的前男友黄志光（Daniel Wong）运大麻。
11月10日下午，警方把黄志光叫到了警察局问话。
黄志光的态度平和、友善，很配合问询。
(黄志光接受审讯 图片源自网络)
他向警方坦白他曾因贩卖大麻被捕，但他现在已经洗心革面，从波士顿比萨的洗碗工一路做到后厨经理，不再贩毒。
除此之外，他还承认他与珍妮弗曾交往了7年，但他们已经在去年4月分手，只是偶尔会打个电话聊聊天，而且自己也有了新女友。
接下来，黄志光的证词证实了，珍妮弗在第一次问询中并没有全说实话。
和珍妮弗自己的描述截然不同，据黄志光说，珍妮弗与家人关系非常紧张。
黄志光向警方透露，潘汉辉夫妇对珍妮弗管教严厉，而珍妮弗从高中时就开始伪造文件应付他们。
因为潘汉辉夫妇不喜欢黄志光，还曾命令珍妮弗与黄志光分手，因此，两人的交往都是背着珍妮弗父母的。
案发前一年，当潘汉辉发现女儿居然依然在与黄志光交往后，他大发雷霆，要珍妮弗在家庭与黄志光间做出选择，强迫他们分手，这令两人非常痛苦。
黄志光透露，在案发前，珍妮弗的生活极为苦闷，她就像被软禁在家。潘汉辉夫妇不许她随意外出，还没收了她的手机和电脑。
除此之外，黄志光的口供还提到了极为关键的一点——珍妮弗有两部手机。
黄志光说在他和珍妮弗分手后，他、珍妮弗和他的新女友都曾持续收到骚扰电话与短信。
骚扰事件愈演愈烈，珍妮弗对他说，她在信箱里收到了子弹，还遭遇了轮奸（但警方没有珍妮弗的报警记录）。
黄志光说自己知道珍妮弗的父母不让他们联系，但他很担心珍妮弗的情况，所以给她买了台苹果手机，希望她没事可以向自己报个平安。
11月11日，在与黄志光谈过后，警方对珍妮弗进行了第二次问询。
珍妮弗承认她长期对家人说谎，并且案发前与家庭关系紧张。但当警察问她是否恨自己的家人时，珍妮弗没有正面回答。她说，说到底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选择了家人。
在第二次问询中，警方同时要求珍妮弗演示了一个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：她是如何在双手被反绑的情况下报警的。
根据珍妮弗的演示，通话时她的手机离她的脸很远，但在911录音中，珍妮弗的喘气声清晰可闻。
(珍妮弗进行演示 图片源自网站Mysteriousunsolved)
录音分析证明，珍妮弗报警时大部分时候是贴着电话机说话的，也就是说，她当时并没有被绑起来。
五、落网
11月12日，潘汉辉从昏迷中苏醒。他告诉警方，他曾看到珍妮弗像朋友一样与歹徒轻声交谈，而当他与妻子被歹徒挟持时，珍妮弗却可以自由、随意地在家里活动。
潘汉辉的证词证实了警方之前的猜测：珍妮弗与谋杀案有关。
11月23日，警方第三次审讯了珍妮弗。
在审讯压力下，珍妮弗承认是自己花钱买凶。她交代，这一切都是她与“宅男”共同策划的，而在11月8号当晚，也是她悄悄解锁了大门，好让歹徒悄无声息地进入潘宅。
但珍妮弗一口咬定，她想杀的其实是自己。
明眼人都能看出，这个解释分明就是胡扯。
在案发当天，珍妮弗曾用苹果手机接打过多个电话，发过不少短信。
顺着这个线索，在梳理了100多万条原始通话与短信记录后，警方锁定了两位案发当晚闯入潘宅的歹徒的身份：戴维·米尔瓦加楠（Davie Mylvaganam）与埃里克·卡蒂（Eric Carty）。
遗憾的是警方最后并未找到3名歹徒中的最后一人。
与此同时，他们确定黄志光与伦弗徳·克劳福德（Lenford Crawford）是此案的中间人，两人共同参与策划了此案。
2014年3月，检方以一级谋杀罪，以及谋杀未遂罪起诉了这5人。
(从左到右：珍妮弗、黄志光、伦弗徳、戴维、埃里克 图片源自网站Mysteriousunsolved)
埃里克的律师因为得了癌症去世了，因此，埃里克的审判与其他四人是分开进行的。
他后来签署了认罪协议，承认是伦弗徳主动联系他，告诉他珍妮弗在找人谋杀双亲。
2014年12月，陪审团判决珍妮弗、黄志光、伦弗徳与戴维一级谋杀罪及谋杀未遂罪罪名成立。四人均被判处终身监禁，25年内不得假释。
2015年12月，因为埃里克曾签署认罪协议，他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。
六、虎爸虎妈
11月8日案发当晚，见珍妮弗被歹徒单独留在楼上，梁碧霞曾哭着祈求歹徒不要伤害珍妮弗。
梁碧霞恐怕临死都没想到，自己一心想要保护的女儿，正是谋杀她的真凶。
这个案子曾在亚裔家庭中掀起了剧烈讨论，不少新闻报道的切入点，都认为这是一起在高压式教育下导致的家庭悲剧：不堪父母控制的孩子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报复父母。
事实是否如此呢？
潘汉辉夫妇教育方式确实非常严厉。他们要求珍妮弗事事争第一，不仅校内成绩要优秀拔尖，在课外活动中也是如此。
像许多亚洲家庭一样，在潘汉辉夫妇眼里，功课拿A是最基本的，B就是不合格。
但是即便珍妮弗取得了出色的成绩，他们也只是适度透露自己的欣喜，不会经常表扬，以免孩子产生自满的情绪。
可一旦珍妮弗成绩下滑，潘汉辉就会表现得很失望，变得更加严厉，认为珍妮弗不够努力。
从四岁起，珍妮弗就开始学习钢琴，六岁时，她又学起了花样滑冰。
(珍妮弗参加滑冰比赛照片 图片源自网站Talk Muder To Me)
这些活动都是潘汉辉夫妇为珍妮弗挑选的，他们同时为她制定了严格的作息，从小开始，上学、练琴与滑冰几乎占据珍妮弗的全部生活。
珍妮弗会在上学前接受滑冰训练，放学后，她要继续练习滑冰，回家后还要练琴和写作业。
有时，滑冰训练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，而珍妮弗则需要熬夜写完学校的作业。
不仅如此，潘汉辉夫妇还严格限制了珍妮弗的社交生活。
即使在周末，潘汉辉夫妇也极少同意让珍妮弗去朋友家玩，或是参加他们的生日派对，更别说在朋友家留宿了。
在潘汉辉夫妇看来，快乐只是生活的调剂，珍妮弗应该把时间用在做“正事”上，因此，珍妮弗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各种各样的课外班占满了。
这些繁重的课外活动不只给珍妮弗的生活带来了压力，也给潘汉辉夫妇带来了经济压力。
除了正常工作，潘汉辉还找了份兼职，以支付珍妮弗课外班的费用。
案发前，妻子梁碧霞曾多次向潘汉辉提出，希望能回越南老家看看，也都被潘汉辉驳回了，因为这不仅会影响珍妮弗的学习进度，也会影响潘汉辉赚钱。
尽管珍妮弗小时候已经非常优秀了，潘汉辉夫妇依然还会拿她与其他亲戚家的孩子比较。
可能在他们看来，这只是激励珍妮弗的方法，但珍妮弗显然认为这是在否定、贬低她的价值。据珍妮弗说，她最常被比较的对象就是她的表妹米歇尔，而她恨透了这种比较。
可以看出，珍妮弗的生活从小开始就毫无喘息的空间。她没有玩耍的时间，没有社交的机会，没有自由。
生活在这种难以忍受的高压下，一般人可能早就崩溃并反抗了。
珍妮弗的弟弟费利克斯就曾承认他根本没法过姐姐那样的生活：“我爸妈对姐姐要求总是很高，对我就得过且过。[…] 珍妮弗有点太完美了。要是她钢琴比赛拿个第二名，我爸就会火冒三丈。”（《别人家的孩子》）
但珍妮弗从小就格外自律、听话。她不顶嘴，不抱怨，“失败了”也不找借口。
珍妮弗的多位老师提到，珍妮弗只会默默地在心里记下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然后加倍努力。
尽管潘汉辉夫妇嘴上不说，但他们心底肯定是偷偷为这样的珍妮弗骄傲的，在潘宅一进门最显眼的地方，摆放的都是珍妮弗的奖杯、奖状和获奖照片。
但对珍妮弗来说，她是什么感受呢？
在珍妮弗听话、努力形象的背面，我想，她也许时常也会感到愤怒与恐惧，认为父母只喜欢那个优秀的女儿，而不是她本身，认为如果自己达不到父母的期待，他们就会抛弃她。
与此同时，因为缺乏正常社交生活、缺少对社交能力的锻炼，珍妮弗非常孤独。
据珍妮弗八年级的老师说，在学校里，虽然同学们并没有刻意疏远珍妮弗，但珍妮弗也没什么朋友。
珍妮弗自己也说，八年级时她就得了抑郁症。她觉得没人喜欢她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，曾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嫌恶中。
在八年级中学毕业时，珍妮弗经历了人生第一个巨大打击。她没有被选为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讲话，甚至连一个奖都没拿到。从那之后她再没认真学习过。
七、双面人生
因为女儿一直很乖很努力，当珍妮弗升入高中后，潘汉辉夫妇稍稍放松了对她的监管，把注意力转而集中到了成绩不理想的儿子身上。
趁此机会，放弃学习的珍妮弗伪造起了成绩单，把自己70多分的成绩全都改成了A。靠着自己以前在父母面前积累起的信任，珍妮弗伪造成绩单的事情一直顺风顺水。
伪造成绩单这事，至少从两方面帮助了珍妮弗。一方面，她不用再继续过去那种高压生活了，而另一方面，她也由此回避了任何可能的打击。即使成绩不好，她也可以安慰自己说，这只是因为她没有努力。
进入十年级后，珍妮弗开始背着父母偷偷与同是乐团成员的黄志光谈恋爱。
黄志光外向、幽默，同时温柔体贴。案发后，认识黄志光的人都说，在他们眼里，黄志光是个搞笑又关心人的好人、好朋友，无法想象他居然会参与策划谋杀。
黄志光给珍妮弗提供了很多支持与肯定，这种无条件的接纳与关心是珍妮弗在家中不曾体验过的，他开朗的性格也让珍妮弗的生活快乐了不少。
据珍妮弗说，在朋友与男友的包围下，她的抑郁症在那段时间好转了许多。
但黄志光也有自己的问题。他不仅对学习不上心，还抽大麻，后来更因贩卖大麻被捕。
但黄志光也不是一个完全无可救药的人。为了不让珍妮弗担心，他洗心革面，脱离了贩毒的圈子，除了进入大学念音乐外，还在波士顿比萨餐厅找了份洗碗工的工作，只用了八个月就干到了后厨经理。
珍妮弗还在高中时，梁碧霞曾意外撞破她与黄志光的恋情。
在潘汉辉夫妇的要求下，珍妮弗安排黄志光与他们见了一面，但潘汉辉并不喜欢黄志光。
在珍妮弗看来，这是因为他瞧不上黄志光餐厅后厨经理的工作，他不喜欢黄志光一半的菲律宾血统，他认为谈恋爱会影响珍妮弗学习。
而在费利克斯看来，潘汉辉不喜欢黄志光，主要是因为他认定，黄志光已经与珍妮弗发生了性关系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解释是，潘汉辉不喜欢黄志光，是因为费利克斯的同学告诉他黄志光贩毒，而费利克斯又告诉了潘汉辉这则消息。
无论如何，潘汉辉态度强硬地命令珍妮弗与黄志光分手。梁碧霞更是亲自现身说法，告诉珍妮弗自己年轻时也曾喜欢过一个不合适的人，但最后时间冲淡了一切，让过去成为了美好的回忆。
但珍妮弗没有照做，她又一次用谎言应付了父母。
虽然潘汉辉夫妇的出发点是为了珍妮弗好，但从这件事上，我们也能看出潘汉辉夫妇家庭教育中缺乏共情能力的一面。
如果他们愿意和珍妮弗谈谈，同时试着站在珍妮弗的角度上看待问题，我想，他们一定能发现，黄志光对珍妮弗来说，并不是一次“美好的回忆”，而是非常重要的存在。
在珍妮弗过去压抑的人生中，黄志光恐怕是第一个带给她快乐与无条件支持的对象。他也许也是第一个回应了珍妮弗的情感诉求，给予、肯定了她自我价值的人。
就像黄志光的一个朋友说的：“我觉得她和黄志光在一起时就不那么恨自己了。”
八、谎话连篇
在高中最后一年，因为微积分挂科，之前预录取珍妮弗的大学拒绝了珍妮弗，她也无法申请其他大学的理工类专业。除外之外，因为学分不够，她亦无法获得高中毕业证书。
珍妮弗不敢想象被家人发现伪造四年成绩单的后果，她也不敢面对自己的失败。除此之外，珍妮弗还害怕家人会抛弃她。毕竟，在她心里，父母爱的只是那个优秀的女儿。
为了圆之前的谎，珍妮弗选择撒下更大的谎。她伪造了高中毕业证、大学录取通知书、奖学金证明、助学贷款文件，还买了二手课本、文具，假装自己去读大学了。
如果说一开始，说谎只是珍妮弗为了给自己换得一些喘息空间的权宜之计，那之后，珍妮弗的谎言变成了她逃避承担责任的方法，并且越来越夸张，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。
学期开始后，她每天假装通勤，然后找个图书馆或者咖啡厅坐着，从网站上找资料炮制听课笔记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增加谎言的可信度，珍妮弗还编造了许多校园生活的细节，讲给家里人听。
因为弟弟费利克斯与珍妮弗在同一家餐厅打工，为了杜绝穿帮的可能，除了黄志光，珍妮弗的谎言覆盖了她周围所有人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把谎话讲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珍妮弗有时候会一整天都坐在图书馆里，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，思考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到头。
但其实如果珍妮弗想，她完全可以通过函授重修微积分，然后重新申请大学。等真的被大学录取了，她也就不用再继续说谎了，家里也不一定会发现她高中的所作所为。
但珍妮弗拖了四年也没有重新申请大学，由此可见，珍妮弗的厌学情绪一定非常严重。
九、纸包不住火
为了和黄志光住在一起，珍妮弗后来对父母撒谎称自己转学进入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，与好朋友一起在多伦多市中心合租。
但实际上，她搬进了黄志光父母家，与黄志光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。
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，每周一到周三，珍妮弗生活在黄志光家，在周四到周天她则回家住。
与珍妮弗家高压、严肃的生活氛围相比，黄志光家的生活非常放松、温馨，黄志光的父母也很喜欢珍妮弗。
后来，为了能与黄志光有更多时间相处，珍妮弗撒谎称她在儿童医院做志愿者。但因为从没见过珍妮弗的工作服和她的工作卡，潘汉辉起了疑心。
有一天，当珍妮弗正要出门“上班”时，潘汉辉突然坚持亲自开车送珍妮弗去医院，还让梁碧霞跟着珍妮弗一起下车。
珍妮弗吓傻了，她从急诊室进入了儿童医院，一直在里面躲了好几个小时。
第二天，梁碧霞打电话给珍妮弗的“室友”，却发现珍妮弗并不在她家。梁碧霞立马打电话给珍妮弗，勒令她立马回家。
面对双亲的怒火，珍妮弗承认了儿童医院的工作是假的，自己其实住在黄志光家，但依旧撒谎称自己在多伦多大学的学位是函授课程。
潘汉辉哪敢相信，自己从小听话懂事的女儿，竟然骗了自己，还跑去和人同居。在他看来，这一定是黄志光带坏了女儿。
潘汉辉怒不可遏，咆哮着要求珍妮弗在家庭与黄志光之间做出选择。潘汉辉说：“要么你留在这个家，继续去上学；要么你就跟着黄志光过，再也别回这个家。”珍妮弗选择了回家。
为了惩罚珍妮弗说谎，潘汉辉夫妇决定将珍妮弗禁足两周。在这期间，除了上钢琴课与教钢琴，她不能随意外出，不能随意使用电话和手机。
事发前，珍妮弗原本有两份在餐厅打工的工作，其中一份就在黄志光工作的餐厅。潘汉辉夫妇要求她辞掉在餐厅的工作，以杜绝见到黄志光的可能，珍妮弗照做了。
但没多久，当潘汉辉夫妇放松了对珍妮弗的监管后，她再一次骗了他们，又开始与黄志光见面，还谎称自己在沃尔玛找到了药剂师的工作。
当潘汉辉再次识破珍妮弗的谎话后（珍妮弗这次“坦白”了，她多伦多大学的函授课程并没有毕业），珍妮弗彻底失去了父母的信任，原本两周的禁足，变成了无限期的软禁。
这一次，失望到了极点的潘汉辉拒绝与她说话，被女儿一而再，再而三用各种借口欺骗后（为了外出与黄志光见面），一向与珍妮弗关系亲近的母亲也不愿多搭理她，而从小与珍妮弗关系亲近的弟弟也因为烦透了家里的气氛，能躲就躲，很少回家。
据费利克斯说，他曾经火冒三丈地质问姐姐为什么继续与黄志光见面。
从这一点出发，我们能再一次看出，珍妮弗家人的共情能力并不是很强。
如果说，潘汉辉夫妇因为文化背景（他们在越南出生、长大）和代沟，不能理解珍妮弗的心情，作为姐姐的同龄人，又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长大，弟弟可以说是和珍妮弗关系最近的家人了。
可即便是费利克斯，似乎也不曾觉得自己有必要好好和姐姐谈谈，去理解她的感受，知道姐姐为什么这么做。
另一边，知道珍妮弗在家生活得很痛苦，黄志光哀求珍妮弗与他一起搬去他家以前的房子，那里现在只有他的外婆和姨妈，但珍妮弗拒绝了。
之后，黄志光认清了现实：珍妮弗的家人永远不可能接受他，而珍妮弗也不会在家庭与他之间选择他。黄志光对珍妮弗提出了分手。
多年来，生活在靠谎言堆砌起的幻想世界中的珍妮弗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：她24岁了，当同龄人都从大学毕业、找到体面工作后，她却连高中文凭都没有。
一直供她读书、为她交“房租”，却受她欺骗多年的双亲对她失望至极。连深爱她，为她提供了那么多无条件的肯定与支持的男友也放弃了她。
也许在珍妮弗看来，一直笼罩着她的噩梦——她毫无价值，不值得被爱——终于成真了。
在被软禁在家的时期里，珍妮弗经历了情绪崩溃，并两次企图自杀。据珍妮弗说：“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我说了那么多谎言，因为我的谎言发生了那么多事。我觉得我谁都对不住。”
“我觉得没有人需要我，没有人爱我，我的人生毫无价值 […] 不管我做什么我爸爸都不会接受，不管我怎么努力他都不会认可，哪怕我做的是他觉得正确的事。[…] 就算做错事结果也不过就是这样，相比来说，做错事还容易一点。” （《别人家的孩子》）
为了挽回与黄志光的关系，珍妮弗开始给黄志光发匿名骚扰短信（由此我们也能看出，珍妮弗口中的“软禁”生活其实没有那么严苛），同时谎称自己也接到了这些短信，还谎称自己遭遇了轮奸。
出于担忧，黄志光给珍妮弗买了一台手机，希望她没事给他报个平安。借着这个机会，珍妮弗慢慢重新拉近了自己与黄志光之间的距离。
另一边，与珍妮弗分手后，黄志光又重操旧业，开始贩毒。当珍妮弗2010年春天雇人弑亲的计划被她希望雇佣的人拒绝后，她缠上了黄志光，并通过黄志光认识了伦弗徳。
之后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。
十、动机一
在我看来，珍妮弗高压式的家庭关系虽然令人同情，但像我最开始提到的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子女不堪重负在压力下向父母发泄怨恨的悲剧。
珍妮弗并不是没有能力脱离父母的控制。
当潘汉辉夫妇第一次发现珍妮弗说谎时，珍妮弗已经成年，她不仅有住的地方，还有三份工作（教钢琴、两份餐厅工作），男友也有稳定收入。她的生活并不是没有经济来源，只能依赖父母提供支持。
而且，在经过了7年时间后，我想，对珍妮弗来说，给予了她许多肯定与支持的黄志光，早已代替家人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。
如果她想离开，她完全能做到。
珍妮弗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，在第二次审讯中，她自己就亲口承认：“这是我的选择。”
但珍妮弗为什么选择家庭？我认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钱。
虽然珍妮弗有三份工作，但这三份工作中的两份都是餐厅服务生，不仅工作辛苦，同时并没有太好的职业发展，而另一方面，潘汉辉与梁碧霞却为她提供了丰厚的经济支持。
在得知珍妮弗被大学“录取”后，潘汉辉夫妇马上为珍妮弗买了价值2700加元（约14000元人民币）的笔记本电脑。
与此同时，在珍妮弗“上学”期间，家里不仅会给她现金花，梁碧霞还特意为她办了一张信用卡副卡。
后来，因为珍妮弗谎称与朋友在多伦多合租，家里每个月都会向她卡里汇“房租”。
甚至，在潘汉辉从枪击中清醒过来后，珍妮弗依然厚颜无耻地问他要了1200加元（约6000元人民币）。
除此之外，潘汉辉夫妇曾和珍妮弗与弟弟交代过家产，谈过当他们去世后，他们希望如何分配遗产（姐弟平分）。
因此，珍妮弗知道家里的房产值大约50万加元（约260万人民币），以及潘汉辉夫妇每人都有价值17万加元（约90万人民币）的人身保险，会在去世后生效。
但如果珍妮弗选择了黄志光，而不是回家，她肯定会失去继承权。
珍妮弗因为钱而选择回家，但当家不再对她有吸引力后，钱也成为了她谋杀的动机之一。
动机二
除了父母的经济支持外，我推测，珍妮弗也许有讨好型人格，而这可能是她选择家庭的另一原因。
因为珍妮弗没有认罪，也未接受过心理分析，因此并没有专业材料能向我们解释珍妮弗的想法，以下只是我对她心理状况的推测。
从珍妮弗的生活经历里，我们能看出，潘汉辉夫妇为珍妮弗制定的生活计划，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都是沉重与劳累的。
凭一个孩子对生活的认知，我认为珍妮弗不可能是自愿接受这些繁重的任务的。
她难道不渴望玩耍、渴望休息吗？
在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后，她难道不会愤怒、生气、怨恨并反抗吗？
奇怪的是，珍妮弗从小就很听话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听话很可能是因为她从小就有讨好型人格。
当儿童的正常需求与情绪长时间被忽视、否定或得不到恰当回应时，他们就有可能发展出这种人格。
比如孩子很伤心却没有人安慰他（忽视），很高兴却找不到人分享自己的喜悦（忽视），又或者，比如到了饭点，孩子很饿，催促父母吃饭，父母却因为工作尚未结束，就否定了他需求的合理性，批评他不知道体谅自己工作辛苦（否定、不恰当）。
因为情绪与内在需求长时间得不到恰当回应，孩子会认为自己并不重要，自己的需求也不值得被回应。
当发现满足他人的需求能为他们带来肯定与关爱后，他们很容易压抑自己的真实情绪与需求，甚至是关闭自己对自身情绪的觉察，同时把他人的需求视为自己的需求。
与此同时，他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方式：只有满足他人需要的我才会被爱，我本身不值得被爱，我的需求也不重要。
从珍妮弗压抑的童年生活出发，我认为潘汉辉夫妇显然很少留意过或恰当地回应过，珍妮弗作为儿童的天性与需求。
他们的文化与成长背景（潘汉辉与梁碧霞都在越战时期长大）可能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。
而作为需要为了生计奔波的第一代移民，也许他们也很难有精力恰当地回应珍妮弗的需求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证据支持我的推测吗？
有讨好型人格的人经常会主动牺牲自己的需求，来照顾其他人，而珍妮弗小时候就对费利克斯很照顾。
在上学期间，珍妮弗还会经常牺牲课间时间，主动帮老师照看低年级学生，检查他们的作业，或辅导他们的课外阅读。
除此之外，她八年级时的老师也提到过，珍妮弗有许多听话、讨老师开心的行为，比如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，她会在老师开口前就打开作业登记本。
这位老师还提到过，珍妮弗是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，到了让她有些担忧的地步。而恐惧犯错、对小失误都充满自责，正是讨好型人格另一个心理特征。
讨好型人格的人还会尽力避免冲突，而即便是在痛苦万分的软禁时期，珍妮弗也很少反抗父母。
有讨好型人格的人就像是戴着一张假面具生活，面具戴得越久，他们越看不清自己的感受与需求。慢慢地，面具取代了他们原本的自我，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主导，而在面具背后，是他们几乎死亡的自我和空洞的精神世界。
因为厌学情绪，珍妮弗在高中时就放弃了学习，虽然多了许多空闲时间，但珍妮弗显然从未认真规划过自己的未来，思考自己除了做父母眼里的“乖孩子”外，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
虽然珍妮弗一直在说谎，但她说谎并不是因为她有其他人生目标，无心继续学习，更多的是因为她无力继续学习，于是只能“假装”在父母给她铺好的铁轨上滑行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说谎成为了珍妮弗的人生目标。
珍妮弗自己也承认，当时她完全是过一天算一天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脱离家庭，摆脱父母控制的自由生活，对珍妮弗来说，同样意味着她将完全失去人生的方向，失去行动的理由。这就像火车开到了半路，却突然发现面前的铁轨消失了。
在我们旁观者眼里会给她带来快乐的决定，在珍妮弗心里，引发的也许更多的是失控感与恐惧。
除此之外，就像前面提到的，珍妮弗的自我价值感非常低，可以说，她的自我价值感寄生在父母的满意上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脱离父母对珍妮弗来说，除了带来愧疚感，一定也会带来强烈的空虚感，就像是自己也要不存在了一样。
如果父母对珍妮弗如此重要，她为什么还会弑亲呢？让我们回顾一下案发前珍妮弗的生活。
案发前，当珍妮弗自认为已经非常“努力”，却依然未得到家人的接受时，她经历了精神崩溃，弑亲的计划也是在之后形成的。
不知道这个过程，有没有让大家想起珍妮弗八年级时的打击和她随之而来的厌学情绪。
在我眼里，珍妮弗虽然一直在压抑自己的需求与情绪，但这些情绪从未消失过，而珍妮弗需要持续从外界得到肯定与回报，来“封印”自己的真实感受。
而一旦外界并没有为她提供她期待中的回报，这些被压抑的情绪就会吞噬珍妮弗。
在珍妮弗成长的过程中，除了渴望得到潘汉辉夫妇的关心与肯定，她一定也对潘汉辉夫妇的教育方式积攒了很多愤怒、不满与怨恨。
而当有讨好型人格的人压抑的情绪爆发时，暴力正是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一。
在这些情绪爆发中，珍妮弗并没有与自己达成和解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戴着“假面具”，没有意识到“假面具”满足了自己什么样的需求，而自己又有哪些其他需求。
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从一个努力上进的学生，到一个逃课的高中肄业生，从一个孝顺听话的乖小孩，到冷血弑亲的罪犯。
当珍妮弗企图自杀并最终放弃后，我想，她也一并放弃了对父母的情感。她憎恨他们，不再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爱，彻底将他们视为了仅供自己利用的道具。
也许，在她心中，这也正是潘汉辉夫妇对待她的态度：一个可供他们实现阶层越级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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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：王大力，编辑：Wap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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